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，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。

我分配去崇明农场纯属意外，1968年12月13日去崇明，而我是在12月5日才确定。原来报名去大丰农场，工宣队找我说，学校去崇明的名单退回来几个，问我去不去，就这样去了崇明东风农场。这张登上崇明客轮的船票，不是靠插队挤兑来的，而是别人的1张退票。若无这张退票，与诸位休说擦肩而过，在茫茫人海中谁也不认识谁，并且个人境遇也将完全不同。

1964年小升初考试，因隔壁邻居在北郊而报考这所学校。考好数学出来，发现最后1题没有将算出的2个答案加起来再算合计数。前几天，连襟请其亲家吃饭叫我作陪。闲聊中得知，其亲家是北郊中学毕业且与我同届，他说，那年报考北郊有1500多个，招6个班录取300个，数学须满分。至今仍懊恼，怪自己太粗心，没有将算出的2个答案加起来。如果不粗心，那么，人生际遇亦将完全不同。

国家困难时期，父亲萌发回乡的念头，其与2个叔叔商量一拍即合，大家皆饿怕了。经过1个多月的打理，亦已准备妥当，辞职报告都已交给单位。然而，此时却遇到阻力；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人，坚决反对返乡，令策划已久的返乡计划最终泡汤。此人便是我的母亲。

我的上一辈老人皆为典型的男人擅权者，家族里的事皆由男人说了算，根本没有女人插嘴的机会。何况，母亲是个老实人，终其一生未与别人拌过嘴，连小孩也不怕她。在妯娌中，婶婶们或许会对叔伯商量的事谈点个人看法，而母亲则在任何场合皆哑口无声。母亲只对二姐一人说过：“他们要回去，让他们回去；你和我留在上海，便是摆葱姜摊，也不回乡下。”

由于母亲的反对，返乡计划就此流产，我得以留在城市。如果返乡的话，那么，我就是1个农民，或许在改开后也会去上海打工。

上朔到7岁前，我住在江西北路大姑家，如果未被父亲领回家，上学应在武进路二小而不是中州路一小，那么，与竺士毅、陆亚南可能在小学就认识，与周玮祺亦如此，不是在农场连队里而是在小学里就认识。如果未被领回家，我儿时的伙伴是住在江西北路同昌里，而不是住在罗浮路69弄，与老宁波一家不会十分熟悉。如果未被领回家，也不会与隔壁新娘子有任何瓜葛。

大姑家的房子沿街面，后面是弄堂，隔壁是1个烟杂店和另1户人家，墙壁是很厚的砖墙，与邻居不搭界。69弄的房子则简陋，几户人家墙靠墙窝在1起，所谓墙是竹篱笆糊泥或1块三夹板隔开，且留有很大的缝隙，从板缝望过去，邻室一览有余。

新娘子家北面墙头原本没有窗，其与父亲商量想开个窗以利采光，父亲同意她开扇固定窗，但安装的却是2扇头的拉窗，父亲说了她几句，亦便承认这一既成事实。两家亦从隔壁升格为窗口上的邻居。她家大门与我家隔开10几间房屋，在弄堂的另一边，与居民小组长贴隔壁。

有一天，新娘子在我家屋面平台上晒东西，引来很多苍蝇，我便将那堆东西推到其窗口底下，新娘子看到后便同我吵起来。我说她将臭东西放到我家屋面上，还骂她得寸进尺。居民小组长的小儿子亦帮她和我吵。

这是有史以来我在弄堂里第一次与人吵架，那年是1967年，我刚满16岁。自参加工作后，我在弄堂里连个鬼影子亦看不到，不可能与弄堂里的人有纠葛，更不用说吵架了。这场纠纷经邻居劝阻而平息，当天无事，第二天早晨又发生了1件事。

次日早晨，我被从邻室传来的一记很响的声音吵醒，那是马桶盖掼到楼板上发出的“砰”的一声。从板壁的缝隙看过去，马桶被放在房间的中间，一具裸体背朝窗口坐在马桶上，马桶盖被掼到一尺开外。只听到一阵哗啦啦的水声，少倾，裸体站起来又弯下身捡起马桶盖。

新娘子住到我家隔壁已有数年，小孩亦已生了2个。客观存在受主观意识支配，不去关心的事，对其存在熟视无睹，去关心了才发现其存在。我睡觉床铺的头顶上方是新娘子放马桶的地方，从其搬过来之后，马桶便放在这个位置，没有挪动过。而在以前，我根本不知道头顶之上有只马桶。

哇噻！新娘子正在梳头照镜子，其上身裸露原本未穿衣服，其下身穿的裤子已滑落在地并被踢到一边，全身一丝不挂，一个浑圆的大屁股正对着我，腰上还贴了一张伤膏药。她一边照镜子，一边打着呵欠，伸着懒腰，突然一个转身，拎起马桶朝窗户走来，将三角形黑乎乎的一片朝向我，近在咫尺，近在眼皮底下。此便是传闻中的生命之门吗？未免令人失望，大跌眼镜，一点不神秘也不好看，远不如澡堂里看到的男性特征那样雄伟，那样形状各异别具特色。

这一幕及后来发生的事，给我的命运蒙上浓厚的阴影，人生际遇及其走向，在我16岁那年已被锁定。

1971年1月，有2名军人来居委，此时距那次吵架事件亦已过去3年8个月，我已初中毕业分配到崇明农场。军人是来外调政审的，居民小组长被叫去，其将我在弄堂里的表现说得一塌糊涂是流氓。我的当兵梦就此破灭，虽然体检是甲级身体。

1976年10月，机务段搞政审的对我说，这几天在外调你的材料；过几天碰见我又说，弄堂里对你反映很差。后来，党委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，因里弄反映差而未被批准。

1981年3月，我考进铁路法院。有一次，与单位同事去外地出差，跟他谈起以前遭遇的倒霉事，他说招我进法院的政审是他搞的，里弄反映也不好，但法院未考虑里弄意见，主要看单位表现和考试成绩。

如果说个人命运受制于人，那么，决定我人生命运的开关龙头便掌控在居民小组长手里，其起因则是同新娘子的那次吵架引起的。那么，此事会不会留存档案呢？可能性是存在的。在法院入党时，支部书记对我说：原单位10年前就讨论过你的入党问题，其还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写的1份思想汇报，里面有反邓的言论，支部认为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认识而不予追究。既然思想汇报存放档案，那么，政审材料亦要进档案。由此看来，在我16岁那年，因与邻居吵架而形成的历史污点，这辈子已洗刷不清了。

哲学的因果指事物之间的联系，因与果是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。刑法的因果指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客观的、合乎规律的内在联系。佛教上的因果则为前世今生因与果的轮回。

由此看来，我的人生经历和命运，早在我16岁那年已经锁定并不受个人意志支配，而其因则是父亲埋下的，如果其不同意新娘子开窗，那么也就不会发生与新娘子吵架的事，也就不会发生以后的那些许多事情，我的人生经历将由此改写。